贾康：“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认识框架

  中央近期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在梳理“双循环”框架提出的时代背景、历史渊源与学理逻辑的基础上，从“内循环为主”和外循环两个视角，阐述以“双循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领。

  中央近期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指导精神的提出，有相关的时代背景。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我国需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接新的“两步走”现代化发展的策略目标。2010年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进入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阶段，主动地从快速地发展向中快速地发展调整，以期完成“L型转换”，实现结构优化、发展质量更高的中快速地增长。2018年后，先有不期而至的中美贸易战，再又叠加了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外矛盾交织带来众多坏因，也使得我国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处理好国际关系的调整，优化我们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策略的组合，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新的“两步走”目标，是势在必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和领导层关于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发展，进行了大量探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总结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和进一步探索前瞻性战略思路的基础之上，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中青年骨干之一、现任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的王建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思路，并得到时任国务院领导的明确肯定、高度重视。

  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主要是指通过“两头在外”发展模式把中国本土的比较优势与国际市场对接，以形成同志“三步走”发展的策略内在要求的超常规发展形态趋势。这一战略实施的前提，是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开放中已做了农村改革、企业改革、设立特区等局部试验，又有宏观层面上以财政为突破口的分权改革等等，为要素流动提供了一些门槛，为国外要素流入打下了基础。当时我国广大区域还没完成“原始积累”，十分需要利用国外的资金、资源启动做“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国外要素流入后，通过加工再出口，我国的就业、GDP、税收和人均收入都有上升（见图1、图2），与此同时更是引入了资金、技术、管理和商品经济观念，助益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培育发展起来，并且逐步与国际规则对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带动了国内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要素在国际大循环过程中的流动，很好地匹配了中国在经济追赶中形成超常规发展过程。当然，我们国家的经济的起飞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需要考察分析，比如张五常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重要原因；总体上讲，更为决定性的大事件是1992年通过南巡，使最高决策层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及后来推出的包括财税配套改革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直到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贸易量位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在规模和产能上领先，被称为“世界工厂”。我国成为这样的大规模经济体后，继续通过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来推进经济发展，但又发生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运行告别年度两位数增长的高速特征，在“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过程中，需要牺牲一些速度而追求“中高速”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2018年开始，叠加了中美贸易战影响因素，使原来引领新常态中已初具形态的中高速平台状况未能得到稳固而继续下行。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又对经济下行导致非常严重冲击（见图3、图4）。因此，当前我国面临“三重叠加”因素造成的经济下行形势，必须更多掌握主动权，应对种种不确定性，继续推进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过程，调整原本较高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将支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侧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已经雄厚起来的本土市场，从而进入更具有主动掌控权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状态。

  首先，“内循环为主”和稳中求进、扩大内需方针是一脉相承的。稳中求进自2010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白准确地提出一直延续到现在，新近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把扩大内需表述为战略基点，这期间经历阶段转换，告别经济起飞的粗放发展特征，又演进到当前中美关系恶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上来，于是提出“内循环为主体”，即由“扩大内需”，进而推进到更清晰地表述其供需之“循环”，首先是顺理成章地对我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释放更为倚重的认识框架；其次，“内循环为主体”体现了更好地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发展升级主动权的战略思维；第三，“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也不意味着内循环是个闭环，现在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是在原本已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过程中做加法，而非否定原本的国际经济大循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全球“地球村”已共享一个产业链，在生产、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形成一起发展、不可分割的格局。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共同背景，是不可能被完全颠覆的全球化——这决定了两者必然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1.抓好有效投融资。消费需求永远作为原生动力存在，消费也一直被反复强调因为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改革开放之后，消费需求一直在升级（见图5、图6），从基本的衣食住行，到教育娱乐、医疗保障、养生养老等，与之相对应的是要提供有效供给，而这种有效供给的源头是有效投融资——投资要与金融系统的融资相匹配。通过有效投融资形成有效供给，可以回应需求，并拉动和创造新的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为充分调动我国巨大消费市场的潜力和消费对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可持续发挥，前置环节上首先要抓好的是有效投融资。2020年两会强调了“两新一重”，即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作为重点的传统基建，三者一定要相互呼应、合力推进。比如新区连片开发过程中，既包括道路桥梁、公用设施、绿化带、商业网点、医院学校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新区要带动辐射其他的区域，包括使其周边更广阔的农村区域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因此，新基建、老基建，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其实是融合发展、相得益彰的。

  2.优化收入再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稳步增加，但在收入结构方面依然存在收入悬殊、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见图7）。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必须优化收入再分配，包括转移支付、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优化制度安排，使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走向共同富裕，释放消费潜力，特别是进一步打开低中端广大社会成员的消费改进潜力空间。我国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大方向，是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制度建设和政策优化，“积极提低，大力扩中，适当限高”。在“积极提低”方面，是要通过鼓励创业创新，广开就业门路，重点对小微企业减税降负、发展普惠金融等，辅之以扶助的救济、抚恤、低保，和最低工资制度等的约束与引导，使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状况得到持续的、较大的改善；在“大力扩中”方面，是要以收入领域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在鼓励社会成员努力工作增加劳动收入和引导要素拥有者增加财产性收入相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培育和壮大中国的中产阶层，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结构向最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橄榄型”（“枣核型”）演变；在“适当限高”方面，则需要以提高直接税比重等措施，使“先富起来”的高收入人群，按照支付能力原则向国库多作贡献，发展健全合理的“抽肥补瘦”式社会再分配制度安排，另外要严厉打击腐败行径控遏“黑色收入”，规范收入分配规则与机制减少“灰色收入”。这样，我国的社会和谐程度将得到明显提高，14亿人口巨大市场的消费潜力将会有更显著的释放。

  3.弥合二元经济过程中的户籍改革。按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度量，我国城镇化率的最新统计数据，只有44.38％。因此，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未来在户籍管理方面要积极推进改革，大方向是进一步放松、最终消除“城乡分治”格局和弥合“二元经济”。如何让进城务工的农民便捷地取得户籍，是扩大内需、“以内循环为主体”必须配套的改革任务。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和其他一些省会城市、中心城市，户籍管理方面的压力是很明显的，究其原因，城市当前的供给能力不足以支撑所有流入人口的需求和保障其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待遇。因此，必须先从小城镇、中小城镇等流入人口压力不大的地方积极做起，能够放开户籍控制条件的尽快放开，没有条件马上放开的，要积极考虑运用计分制等过渡办法，快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人力资本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

  4. 外贸“出口转内销”。我国原本的外贸出口规模在2000年入世之后迅猛增加（见图8），总规模已是世界第一，但在向内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作适当调整之中，部分出口转内销，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必要途径。虽然产品结构、主要贸易地区份额变化等方面，我国仍有相机调整、腾挪的弹性空间（参见图9），也存在以最近签署的RCEP协议为契机进一步争取外贸的发展余地，但内销的适当扩大，也亟应肯定是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打持久战”部署所必须，不一样的行业需理性、务实地基于全面的市场分析处理好“出口转内销”的具体要领与可行方案。

  5.以“新型制”攻关支持形成高端产出的内循环。当前我国在一些核心、前沿、关键技术上依靠外部供应，高端芯片等已面临被“卡脖子”的局面。要攻克这种难关只剩下“华山一条路”，即必须以新型制攻关，比如争取在3-8年内把高端芯片的关口突破。我国要借鉴过去“两弹一星”的经验，并结合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以强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组织至少数以千计的团队共同攻关，日日紧盯锲而不舍，最终成功的标志是面向全球市场，形成大批量、高质量、稳定性很高、源源不断的芯片供给能力，占领较大的市场占有率。真正解决这种“卡脖子”问题，才能形成最高端的内循环能力。

  6.以制度创新打开科学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在改革的深水区，以有效的制度供给，在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上推进和完成经济社会转轨，才能真正达到在自我革命的过程中不断解放生产力，释放创新潜力，保持超常规发展，实现和平崛起。

  当前，头号强国美国最理想的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是接近3％，如果快达到3％时，则一定要抽紧银根控制通胀；欧洲的发展速度不及美国，更有“英国病”等社会现象的拖累，2％是欧洲预期上十分满意的上涨的速度；日本在二战后高速发展，成为东方典型的高收入经济体，但其后经济发展陷入20多年的停滞，现在理想的增长区间为1％-2％（见图10）。因此，我国如果能够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以结构优化支撑阶段转换后的升级状态，在若干年内保持5％-6％区间的中高速发展，那么与美欧日等其他大规模经济体相比，我国的上涨的速度将仍然处于高位，再过5年左右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当前我国还面临经济不断下行的严峻挑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现代化进程内在要求是为发展提供后劲，能够冲抵下行因素，如愿对接“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未来的十四五期间是关键时期，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这5年如果发展形态趋势较好，我国能够踏上人均国民收入130000- 140000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再经过努力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将有望达到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水平（参见图11）。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可再乘势推进到2049-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综合国力加上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等相应匹配，将有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程度上平分秋色。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我国首次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位（见图12），但当时我国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名还将近100位，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的人均GDP已经稳步上升到当前处于世界70位左右（见图13），可见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发展卓有成效，同时也还任重而道远。这要求我们根据中央部署，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同时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延续中国超常规发展形态趋势、延续和平崛起过程所必要的宏观战略部署。

  1.在国际关系调整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开放催化和倒逼改革，是非常合乎中国已有的实践经验的，它对于改革的贡献不仅限于经济生活层面，而且在于促进全面配套改革。

  当年入世前，曾有一种意见，强调“中国入世后所有的好处都是不确定的，所有的坏处都是确定的”，言下之意入世弊大于利，但入世，其实至少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一项确切无疑的巨大好处，就是杜润生同志所明确表述的：入世的“清理文件柜”，等同于中国当世的“变法”，而变法就是实打实地创新改革，求发展、图强盛，而且入世后的实践雄辩地证明：这种扩大全面开放的举措，极有力地在“市场规则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道路上，催化了一系列的改革深化，卓有成效地开创了本土企业“与狼共舞”式加入国际竞争的改革与发展相互促进、使生产力迎来新一轮大解放的蓬勃向上局面。

  2. 继续降低外资准入和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这是实现全面开放、更高水平开放的应有之义，当然也代表着要在“与狼共舞”的全球竞争中提高我们的产业水准和防控风险能力，并且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积极发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存、共荣局面。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义无反顾地形成了与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共享一条产业链”的“全球化”中的外循环路径，新近所强调的内循环为主体，决不意味着要改变方向重回“闭关锁国”取向，而是为适应升级发展和对冲不确定性需要，主要在增量上更多考虑内循环，但内循环与外循环必然是相互促进的，而且更为具有主动权、支撑力的内循环，也必然地将使在中国本土的对外“招商引资”和本土企业在商品输出、劳务输出、技术输出乃至资本输出的“走出去”方面，更具有动力、配套条件和获取成功的较高概率。

  3. 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和本土自贸区的多轮复制，开创内外贸一体化、外向型经济升级发展和内外互动的新局面。全面开放格局之下，以高水平开放催化、倒逼改革进程之中，我们要继续培育强劲的经济增长点。首先是开放程度高的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给予特殊政策旨在打造全球最大体量自由贸易港区的海南。本土的自贸区从上海自贸区开始，经过多轮复制，2020年9月已经确定了第六批自贸区。这些都是在开放导向之下，推动生产力解放，支撑中国继续超常规发展的重要举措。

  可以期待，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和本土今后累计数十个自贸区、成百上千个各类新区的全方位布局，将使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进一步表现出亮点纷呈、区域竞争、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之势，使新旧动力转换在实际生活中形成更为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冲关”大潮。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贾康学术平台版权属贾康先生，转载请注明“贾康学术平台”，感谢关注与支持！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70岁米歇尔表白52岁巩俐：嫁给我，我年入5亿！巩俐：我每周做4次有氧运动，你跟得上吗？

  塞尔塔vs皇家贝蒂斯：阿斯帕斯、明格萨首发，伊斯科、帕帕斯塔索普洛斯出战

  监控拍下3岁萌娃做生意，熟练的样子真像小老板，网友：甚至连价格都是对的。

  萌娃误把小哥哥当成爸爸，牵起来就走头也不回，发现真相后落荒而逃，在爸爸怀里崩溃大哭

  小男孩来舞蹈室体验走模特步，这步伐给老师都整的嘎嘎乐他是会哄女生开心的，他走的有种乱七八糟的帅。

  2025届新传考研复习启动第一步｜全新考情、择校、信息搜集、参考书阅读。